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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方平|思悟十九大①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思想

字号+作者:佚名 来源:科技 2019年08月10日

【上观新闻按】党的十九大闭幕两周,对十九大精神的思悟则刚刚开启。对于历史、对于时代、对于你我每一个人,十九大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放日报今天起陆续推出“吉方平”系列文...

  【上观新闻按】党的十九大闭幕两周,对十九大精神的思悟则刚刚开启。对于历史、对于时代、对于你我每一个人,十九大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放日报今天起陆续推出“吉方平”系列文章,与你一起重新深读十九大报告,用十九大的视角再来看看历史、今天与未来。

  有学者曾说,中国未来十年的经历,会是一部全球瞩目的大片,剧情的每个起伏都不容错过。而在这一幕幕故事的背后,有思想,有理论。

  2017年10月,引领中国数十年奇迹般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最新的“升级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党章。有人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形态”。

  一年多前,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上,习近平如此阐释理论创新的要义:“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今天许多人在重温的论断。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百年大党的一颗初心。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100年前的俄历十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光,照进了深陷困顿的古老中国,点亮新青年们的救国之心。四年后的7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的石库门出发,为中华民族寻找根本的出路。

  对那一代热血青年,马克思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后,精研中共党史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这样判断:“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现实,早已不断作出佐证。

  1938年秋天,在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感慨:“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后来的故事一再证明,科学理论的力量,让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是理论指引实践的过程,亦是以实践创新理论的过程——作为“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不同恰恰在于,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方针”。

  也是在1938年秋天,毛泽东还写下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而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始终坚持。

  201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将满95岁的时刻,习近平在回望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再回溯一年多,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参观延安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他感慨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于实践的理论探索,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实践型政党锐意进取的鲜明品格,也是一个“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之光的最好报答。而随着中国实践进一步深化,理论探索的脚步当然不会终结。

  在分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靠谁来革命等重大问题,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等问题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新实践、新探索、新问题前,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进一步理论创新的滋养。只有永不停滞的理论创新,党才会永葆生机活力、才能发挥最充分的创造力。也只有永不停滞的理论创新,才能使这个国家既不因墨守成规而裹足不前,也不因迷失方向而走上邪路。

  “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中国共产党人深谙这点。有一个细节堪为佐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43次集体学习,至少6次专门聚焦理论创新。这其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再研习,亦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思考,还有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再认识。

  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鲜明特点,亦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追求。

  也是因此,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勾画成型时,人们发现,这是特属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它完全植根于今天中国的实际,完全呼应时代发出的声音。它没有照搬照抄马克思经典作家设定的模板,也无法抽象出一个简单的套路。

  有人说,这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版”。它将指引中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征途远大,更需思想之光。

  在2016年5月的那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曾对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们表示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他还引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这是一门古老而青春的科学。让它历久弥新,是每一代人的使命,亦是每个时代的荣光。

  就如习近平所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

  距那场致命的车祸已有月余,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形象,却未曾在人们心头淡去。

  相反,他的同道、学生、挚友,以及千千万万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局外人”,会不时地念及钟扬留下的那4000万颗种子、一片红树林以及无数动人肺腑的话语和故事,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某些时刻假设:“假如钟扬活着……”

  有人把钟扬称作“身边的黄大年”,而他身后受到的思念与赞誉,更像再早前猝然离世的法官邹碧华。与后者相似的是,这位植物学家突然离去引发的悲伤和惋惜,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单位、地区,更远远超出生物学界,成为整个学术共同体甚至社会共同体的悲伤与惋惜。

  4000万颗种子、连续16年的援藏经历、上海郊区的红树林里、一手创立的学科点……这些都是对钟扬的注脚。我们更想追问的是,促成这一切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力量?

  在“知乎”平台上,一位生物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说,钟扬“做到这个成绩了,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却偏偏是“身居高位,依旧愿意去吃最苦的苦”。

  另一位网友评价道,自从一头扎进“青藏高原”,钟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为国家、为未来担负起一份使命,披荆斩棘的领路人。如风所至,皆是国士情怀,和他的身材一样魁梧”。

  而钟扬生前自己的解释是:“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显然,个人奉献的背后,是极深的家国情怀。

  对于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有家国情怀的底色,方能让个人努力显示出独特的质感和厚度;也唯有家国情怀,能够让知识分子超越书斋或实验室那一方天地,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历史的天空。

  某种程度上这也能解释,为何钟扬不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埋头实验室,却有点像科学界的“媒体知识分子”——他热衷于同公众打交道,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推广他的“种子梦”,本质上还是为了唤起社会重视与认同。就跟他屡上高原“吃最苦的苦”一样,归根到底,是家国的责任在驱动。

  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又是靠最基础、最坚实的行动支撑起来的。

  在知识界,自顾自做些“小题目”只为发文章,全然不管治学的时空价值、社会意义的,是一种极端;用满嘴跑火车的方式空谈“意义”,抑或用华丽辞藻堆砌“意义”的,则是另一种极端。

  后一种极端上的人,往往争做“聪明人”而绝不做“老实人”,身上难觅“认真做事”的踪迹,却常显“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极端时刻,甚至连爱国与报国——知识分子至为深沉的情怀与理想,也会被个别人拿来当作投机取巧的工具、沽名钓誉的旗号。这种现象虽不算多,但其传递的浮躁之风,却足以损害整个社会的风气。

  钟扬拿他的行动告诉世人,真正的爱国与报国,不在说了多少漂亮话,而在做了多少实在事。而这个过程,是没有懒可偷,没有捷径可走,也很可能没有利益可谋的。此时的坚持,正是知识分子的“气节”。

  而其身兼的多重身份——科学家、教书匠、共产党员,最终也都落到一个“真”字上来——科研需要顶真,做实验跳不开任何一个步骤;育人需要较真,带学生也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为人处世更当认真,时刻忠于理想、忠于承诺、忠于职守,这也是忠于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这是钟扬生前一句颇带诗意的自白。怀念钟扬时,很多人反复援引另一句话:“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善梦”与“做梦”一字之差,其实能读到微妙却又深刻的差别:有梦想当然是基础,但有了梦之后要“筑梦”,更要“逐梦”。“筑梦”意味着将梦想化作理想与目标,使之不再虚无缥缈;“逐梦”则意味着将梦想化作实践与行动,使之从不断接近直至终成现实。无疑,这需要付出艰辛、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钟扬用他的人生作出了回答,亦用他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提问。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记住钟扬,也是为了延续钟扬。

  这种延续,当然不是让所有人都去做同钟扬一样的事,而在于无论你我是谁、身处何方、所做何事,都可以学着像钟扬那样去做一个“善梦”的人。

  我们的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有一点不会变:一旦有了梦,便要用最为老实、最为细微、最为绵长的行动来诠释矢志不渝。

  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放下一点小聪明、忘掉捷径;必须抛开一切“精致的利己主义”、绝不投机——这也许是值得每个人从钟扬身上学习的。

  主义      马克思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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